批评官员被辞退：我再也不能当记者了

[爱玩男儿]

4月8日，时评者圈内一则传言迅速流传开来：新疆天山网评论编辑王大豪以“豪哥”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乌鲁木齐教育局要求小学生背会市委书记的名字，连一年级的孩子也不放过，给孩子们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此事经中国青年报报道后，引发了很大反响。7日，他本人在博客说，因为这篇评论，被迫于7日辞职，开始“捡垃圾”上岗。

　　4月7日，王大豪在博客里写道“被领导约谈，委婉地要求他辞职，理由是他的评论惹得领导不高兴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几句真话，不如拣垃圾。”博客最后，王大豪留下了一段有些自嘲式的独白。

　　8日，也就是王大豪被迫辞职的第二天，他在博客上刊发了他上街捡垃圾的照片。照片里的王大豪拖着一辆装满硬纸壳的平板车，并在垃圾桶寻找塑料瓶和易拉罐。

　　王大豪的辞职，引起时评作者们的震惊。白峰评论说，“评论编辑被辞退，是权力的报复”；苏北山质疑，谁会是下一个“王大豪”？





下面是王大豪的自白！！！


我因为批评教育部门要求小学生背会市委书记的名字而惹怒了有关领导，最后不得不被迫辞职离开了媒体。
我今后干什么呢？
我选择了拣垃圾以示抗争。我即使拣垃圾也绝不屈服。那些粗暴压制批评的官员以为只要辞退我，我就会从此销声匿迹。他们傲慢地以为只要自己掌握了权力就可以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他们只要“哼”一声，我就会像很多人一样噤若寒蝉。
我会让他们感到很意外的，他们对王大豪太缺乏了解了。他们让全市的小学生记住市委书记的名字，我会让他们一辈子也忘不掉王大豪的名字。
有些人认为我拣垃圾是作秀，难道我不想同任何人一样有个理想的职业吗？
我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做一名新闻记者。我以前曾尝试过离开新闻媒体，但我很快就刻骨铭心地意识到：我不当记者，就像鱼儿离开了水。
除了在新闻媒体工作外，任何职业都对我没有一点儿吸引力。但现在，新疆的媒体已无我容身之地了。
当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
记得我上高一时，有一次我在学校大门口旁的书店里看到一份小报，上面刊登的多是一些不宜学生阅读的内容，把与性有关的描述作为卖点，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绝对是非常低俗的东西。我很惊讶，也很气愤，我用实名写了一篇文字投寄到《新疆日报》，该报作为“读者来信”发表了，这份低俗的小报很快就消失了。
开办这个书店的人，是我初中时语文老师的妻子。一天，我这位初中时的语文老师与我高中时的班主任一起把我约到学校旁的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渠埂上“随便聊聊”。
这位初中语文老师当年经常在课堂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给同学们读。此时，他语面带微笑而执着地反复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出来给报社反映呢？”
我不得不一遍遍重复：我觉得在学校大门口旁的书店不应该卖这样的报纸。
“你可以事先给我说说嘛。”他盯着我：“你给报社反映，是不是只是为了看到报上印有你的名字而感到高兴？”
此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反复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出来给报社反映呢？”
……
我正式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时候是1990年，23岁，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团场电视转播台工作，在当地人眼里我就是一个“记者”。那时每天虽然工作很忙，但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对我来说，工作就跟娱乐一样开心，其乐无穷。我甚至有时问自己：“我这是工作吗？”
我太喜欢自己的工作了，我觉得自己在天天“玩儿”。
我那时的工作主要是报道领导检查工作、领导开会讲话，但我也有机会在特殊的岗位上让电视上也有普通百姓的身影，也只有做这样的事才会让我有一点儿成就感。
记得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一名小学生患了白血症，医生说最多只能活3个月。这个聪明而不幸的小女孩对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已有预感。妈妈问她，你现在最想要什么。她说：我想戴红领巾。
为此，学校专门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戴红领巾的仪式。
我拍摄报道了这件事，并把这个电视新闻送到了当地的奎屯电视台，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这个新闻在奎屯电视台播出后不久，这个小女孩就永远离开了自己的亲人。
一天，我收到奎屯电视台一笔15元的稿费，是这次新闻报道的稿费。我多次收到该台的稿费，多为5元，每次都很开心。我当时的月工资是90元。这次收到15元的稿费，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怎么能拿这样的钱呢？这个钱应该属于那个不幸的小女孩，是因为她我才得到这笔钱的啊！于是，我从邮局取出钱后即骑着自行车把这15元送到了那位小女孩的母亲手里。这时我才觉得心里踏实了。
我在团场工作的两年里，我拍摄的电视片荣获兵团首届电视片评比一等奖，还被授予新疆广电系统的“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因为一些机缘和幸运，在两年后的1992年我离开了团场来到了乌鲁木齐，在兵团组织部电教中心工作，这年我25岁。当时广播电台开始采取前所未有的直播方式播出节目，很受听众欢迎，也深深吸引了热爱媒体工作的我。我瞒着单位，在一家广播电台兼职做晚间的节目主持人，做了一年多，过了一把当主持人的瘾。
在组织部工作期间，我上街吃饭，经常吃完饭后站起来就走，当被唤回“你还没有付钱”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忘了付钱。后来我问自己：吃饭付钱天经地义，我为什么会忘了付钱呢？
在团场电视转播台工作时，我经常跟随团场领导到连队（相当于一个村级单位）报道领导检查工作。之后就是吃饭，吃完饭就走，没人付钱。我觉得这就是公款吃喝，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公款吃喝的事就很气愤，而我竟也跟着领导白吃白喝。年轻的我当时很愧疚，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到了组织部工作，每次出差吃住行都不花钱，早已没有当初的愧疚感了，觉得一切都理所当然，甚至有时还会在心里说“如果上个某某菜就更好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平时在饭馆吃饭时竟没有了付钱的意识。
有一次，当我起身准备离去——饭店服务员提醒我付钱时，我深有感触地说：没有监督不行啊！
虽然有不少人羡慕我在组织部工作，但我还是喜欢新闻工作，当记者才是我最大的理想。1996年，我终于下定决心毅然辞职在一家电视台如愿以偿当了一名真正的记者。
但我母亲几乎被气得吐血。
当了电视记者，我还不过瘾，我要体验一下报社记者的感觉；当了报社记者我还不过瘾，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让我觉得做一名网络记者才符合时代的潮流。
就这样，电视、广播、报纸、网络这四大媒体，我都干过了，我很自豪我是新疆唯一在四大媒体均有从业经历的新闻工作者。
我喜欢当记者，是因为记者职业具有为老百姓传播心声的便利，我愿意充分利用这种便利表达老百姓的利益诉求。我如果不利用记者职业的便利为老白姓讲几句真话，那我就是个混饭吃的，是对新闻职业的亵渎。
有一次，我参加采访团到一家煤矿采访，在会议室里，煤矿的董事长念完“先进事迹”材料后接受记者提问。
我问董事长：你下过矿井吗？
董事长答：我每周下一次矿井，这是安全生产的规定。
我不知道这是真话还是假话，但我就是要让董事长当着全矿中层以上干部的面回答这个问题。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主办方给我一个条子，请我向一位市委书记提问。
我提问时放下条子，问了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听到您介绍快速发展工业的规划，我为你们感到振奋，请问你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有哪些考虑？
这位领导同志显然措手不及，但还是做了大段讲话，特别强调“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强烈表示“宁可不发展，也不能有污染”。
市委书记的回答是很到位的。至于是否做得到位，则另当别论。但我作为记者，我认为我有责任利用这样的提问机会对官员施加一点儿精神压力，强化一下环保意识。
我只是个记者，也只是借机向领导同志提个问题而已。但我认为，让官员有一点儿压力总比一点没有好。我能最做多少，我就应该做多少。
有时我也会忍不住说一些“不够礼貌”的话。有一次，一个边境县的宣传部领导带领我们一些记者参拜一个烈士陵园。当我看到纪念碑上有几个字脱落后，我愤怒地对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应该修葺一下，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们吃一顿饭的钱就够了！”
后来有人说我当时声色俱厉，好像是宣传部长的领导似的。还有同行说我是“耍大牌”，我当即把对方骂得哑口无言。
我的信条是：不管你是谁，我只要说的是真话，你就该听着！
我有时和陌生人交谈，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你看呢？对方说：我看你是记者。
这时，我很高兴。
我热爱媒体，我干一辈子都不会后悔。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给别人介绍说“我是记者”了。
不当记者做什么呢？
我很伤感。


作者：王大豪

2009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