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纪念堂秘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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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10日，值辛亥革命84周年纪念日之际，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将率客属恳亲团参观广州中山纪念堂。这一消息，再度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至广州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国民党两大纪念性建筑物之一，她既与南京中山陵齐名，又比南京中山陵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自建成的74年以来，无论广东政权如何的更迭，她都是每一任当政者最重要的政治舞台；无论城市如何的发展，她都是广州市不可替代、不可移易的地标性建筑物；60年前，她还见证了广州受降典礼，一雪广州沦陷的耻辱。这座神奇的殿堂，至今还隐藏着许多秘闻。

　　纪念堂、纪念碑本不在同一轴线上广州城市建设“中轴线”的形成，当归功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师吕彦直。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选址，原定在1922年6月16日被陈炯明部所炸毁的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即如今中山纪念堂东附楼前面的那块空地上。与越秀山顶上的纪念碑成东南-西北走向，二者并不在同一轴线上。

　　1928年3月22日，纪念堂工程动工。吕彦直的全权代表黄檀甫把纪念堂的实际建筑位置告知远在上海的吕彦直后，吕觉不妥，即向筹委会建议：东移堂址，使堂、碑同轴，以壮观瞻。1928年4月，筹委会采纳了吕彦直的意见，将纪念堂的建筑位置，自东向西平行移动“二十余丈”（约70多米），其身后的登山百步梯也随之整体向西移动70多米。之后，南堂北碑，轴线浑然天成。

　　上图：你可曾从这个角度感受过广州中山纪念堂？这是1937年其四周的环境。

　　数千条松木桩地基究竟有没有被虫蛀蚀广州中山纪念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最厚处达39英寸，即0.95米；屋顶是一个庞大的钢铁架构。整座建筑物的自身重量惊人。而支撑如此一个庞然大物的地基，却是用松木桩打成的，世所罕见，更鲜为人知。

　　在1928年6月20日下午2时召开的“筹备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黄檀甫报告称：施工人员已经在近5000平方米的地基范围内，打下了数千条产自粤北山区的松木桩。

　　会后，有人对纪念堂使用松木桩一事，提出了质疑。当局立即组成了一个专家小组，对纪念堂的松木桩地基问题展开了专项调查。1928年10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以“要闻”登载《纪念堂绝对不适用松木桩》一文，详细论述了中山纪念堂不适用松木桩的种种理由。然而，专家们“发现”问题毕竟太晚了，打桩工程早已于1928年6月20日前完竣，数千每条长“四十尺”（英尺），即12.2米的松木桩，已经全部打入地下。并且，纪念堂礼堂楼面部分，三合土铺盖已将完毕。若要根本改造，就要将礼堂内的整个混凝土地面全部挖开刨去，才能把打入地下的、每根长12.2米的松木桩抽出，更换为钢筋混凝土桩柱。如此折腾，实在是当时的财力所不能承担的。因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以及图纸档案资料的散失，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这一致命性隐患，便被完全忽略了。纪念堂建成74年后的今天，其地基的松木桩究竟有没有被虫蛀蚀？状况如何？恐怕真成“秘闻”了。

　　华表顶端原为一只石羊1929年6月27日，原“孙中山先生广州纪念堂筹备委员会”改组为“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建筑管理委员会”，简称“建管会”。建管会接手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建筑管理工作后，很有点“惊人之举”，比如取消纪念堂前华表顶端的石羊雕像；开辟堂后马路等。

　　按照吕彦直的原设计图案，纪念堂大草坪两侧那两根华表顶端，各立着一只石羊，以与山顶上纪念碑二层平台外围四周的石羊头雕像相呼应。不知建管会中谁人一时心血来潮，竟突发奇想，决议“*毙”这两只石羊。1930年1月18日，首先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广告，称：“本会已决议取消石羊，另行征求图案。”“华表顶端雕塑小神兽”，这本是中国建筑的民族传统形式。吕彦直把石羊作为小神兽雕塑在华表顶端，足见其对纪念堂所在地历史的无比尊重。用一石羊来昭示“羊城”广州的悠久历史，可谓神来之笔。而建管会的外行们却不懂装懂，硬要取消石羊。难怪广告连续刊登后，一直无人应征。此事后来究竟如何收场？不得而知。但华表上的石羊却实实在在地被建管会给“*毙”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华表顶端，是一个不知谁人所作的云鹤图案的圆柱头，与八角形的华表柱体，没有任何呼应之意，因而显得不伦不类。

　　上图：吕彦直设想把石羊作为小神兽雕塑在华表顶端，足见其对中山纪念堂所在地历史的无比尊重。用石羊来昭示“羊城”广州的悠久历史，可谓神来之笔。可惜……

　　李济深题书纪念碑《总理遗嘱》越秀山顶上的中山纪念碑正面，镶嵌着一整块高21英尺（6.4米）、宽12英尺（4.2米），面积约27平方米的花岗岩石，上刻《总理遗嘱》，古隶书体，字体工整而苍劲，力透石背。碑上没有留下题书者的名字。近据李济深的侄子李沛辉回忆，此处《总理遗嘱》，为李济深所题书。原稿墨迹，已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抄没毁灭。有如下史料可作为李先生所言的旁证。

　　1928年9月21日，筹委会主席李济深曾亲自撰文，登报说明纪念碑内四旁计划嵌石百块，以备各省市高级党政机关题字之用。“倘请迅挥椽笔，为泐数行寄粤，俾付贞珉，以垂不朽，无任企盼”。至于碑体正面的《总理遗嘱》，却没有对外征集题书。作为孙中山广州纪念堂、纪念碑的筹委会主席，李济深当然可以把这个题书《总理遗嘱》的机会留给自己。更何况，此举也是李济深所当之无愧的。

　　首先，李济深是全国最早建成的梧州北山中山纪念堂的倡议者和组织者。1927年5月接手广州孙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筹建工作后，李便全力以赴，不仅将筹委会的各种会议开到了自己的家里，亲自为参加纪念堂、纪念碑工程开标会的百多位来宾逐一书写请柬，而且还在军饷紧急、百废待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筹措建筑费用，使粤人建筑广州孙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的愿望得以付诸实施，并最终成为现实。作为一个真正的奠基者，李济深有资格在纪念碑上题书《总理遗嘱》。

　　其次，李济深书法功底深厚，办事一丝不苟。在任期间的所有纪念堂纪念碑筹建事项，均经其亲自批阅、批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笔者在广州档案馆所见到的、李济深筹建纪念堂纪念碑时所留下的批文墨迹，无一不是书法珍品。因此，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李济深也具备了题书《总理遗嘱》的条件。

　　2005年3月孙中山逝世80周年前，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为中山纪念碑上的《总理遗嘱》描金。描金后的《总理遗嘱》，字迹清晰无比，竖直横平，古朴厚拙，字字千钧，极是庄重大气。依笔者看，广州中山纪念碑上的《总理遗嘱》，是所有题书《总理遗嘱》中最杰出的。她那庄重、典雅和磅礴大气，最能传达《总理遗嘱》的要义精神。

　　上图：越秀山上的中山纪念碑铭刻着《总理遗嘱》

　　上图：纪念碑的落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