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俺为什么去美国之( 8）
)
老头子什么时候受洗信主的？我始终不太清楚。但这个老革命，最终还是信了上帝。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我听过他的一个见证。说有一回﹐他开车送两个台湾人去机场﹐车到半途﹐这两个台湾人开始批评大陆同胞﹐说中国人怎么怎么不好﹐台湾应该独立了。他说他当时就
已经气炸肺了﹕这还得了？真反了你们。这俩台湾人自然不知道这开车的﹐竟然就是洛杉矶赫赫有名的反台独，老共党头﹐这不是摸老虎的屁股找死吗﹖他说他当时真想卡住这俩台独的脖子﹐ 把车撞到高速公路边的隔离墙上﹐大家同归于尽才解气。不过好在这时候他看到了挂在前面后视镜上的那个十字架﹐他就立刻把自己的右手抓在那个十字架上﹐很痛苦地开始祷告说﹕主阿﹐让我学会忍耐吧﹐学会爱我的敌人﹐让我知道有平安。 结果﹐的确很灵验﹐他的气竟然就消了一半。他说﹐那两个台湾人啊﹐ 他们可真的是很幸运厄﹐要是在一年前﹐他们说完这些屁话，还能完整地走下我的车吗﹖到机场﹖ 。。呵呵呵。。
这个老**党员﹐追求革命﹐救国救民一辈子﹐可到了晚年﹐当蜡烛将尽﹐生命将残的时候﹐忽然却发现﹕不对呀﹐他们用他们毕生的经历所追求的东西﹐革命也好﹐民主也好﹐其实都象草上的露水一样﹐转眼之间就便成了虚空。儿子令他失望﹐**令他失望﹐新党国民党同样也让他失望﹐到后来，看来就剩下一位上帝，他还能寄托些希望吧。
他跟牧师也吵架﹐一次一次地离开教会﹐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回来。我相信这里面的确是有一样东西深深地吸引住他了。那就是一种比斗争和仇恨更强大的，爱与宽恕的基督教信仰的力量。
老头到这个时候了﹐我估摸着，才有机会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内心。虽然是迟了一些﹐但总是给他以一种新生的感觉。譬如象死后财产安排这样的事情﹐原来我们都是非常顾忌的。牧师说应该趁他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做一些安排﹐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不要到了最后的时刻﹐你再安排怕都来不及了。可是我想﹐谁能在这种时候开这个口呢？谁敢阿﹖ 再说来﹐老革命哪有什么财产阿﹖几件旧衣服而已﹐再加上一些药丸子﹐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不错﹐他是有一辆七成新的三菱车﹐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也不是他的财产。而是他的一个香港女友“送”给他的﹐本来，人家是有意要跟他结婚的。但老革命觉得在 “理想”方面与她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只好跟人家保持一种“朋友”的关系了。 我们估计如果他过世的话﹐他的这个香港女友当然会把车子再要回去。
令人惊讶的是﹐后来他居然能非常冷静地，主动找牧师谈他的身后 “遗产”的安排事宜。 他的意见非常慎重﹐算是正式的 “遗言”。连牧师都感到意外。第一﹐他说他不想将他过世的事情通知他在国内和本地的任何亲属。当然包括他的儿子在内。 统统不许找。 第二﹕ 他的那辆车子﹐一定要捐给教会﹐因为他会说服他的女友同意他这么做。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上帝﹐回报弟兄姐妹们对他的爱心与关怀。第三﹕他要求捐出他的遗体给美国政府做癌症研究之用。 绝对不可以埋葬或是火化了。
当然有些事情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他人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也就由不得他了。他最感叹的一个经历就是：他革命﹐反美反了几乎一辈子﹐在战场上也厮杀过。可万万没想到是﹐到了最后﹐他过去的敌人竟然对他这么好。他没钱﹐没地位﹐在美国的身份也非法﹐比在路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还糟。可是他连着两回住医院﹐人家都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他贫穷，而把他拒之门外。 实际上连他的身份都没有查﹐只问他有医疗保险吗﹖他说没有﹐于是社工就说﹐那好吧﹐你先住院吧，看急诊﹐我们帮助你申请一个特别的补助项目。
就这样，他在南加大医院里住下来了。而且还是这么一个一流的美国大医院。生病固然不幸。但不幸中的大幸的是﹕如果在中国得了这个病﹐ 没钱，没地位﹐没身份﹐没关系﹐就象一个乡下人那样，那么，那一家医院不是把他当狗一样给轰出去呢﹖
这是我在他那里听到的唯一句幽默话。他说他现在感觉象当部长了。病房是俩人一间的﹐有空调﹐厕所﹐电视﹐电话一应俱全。 还有专门的医生护士﹐而且这些医生护士们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很多时候他骂人﹐吵闹﹐可人家都还是那么认真地替他治疗﹐从不敷衍了事。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可不是部长级的么？
这样的病房，每天的费用是多少呢﹖ 他问我。我说如果是普通的加急病房的话﹐一天至少$800美刀起 ﹐还要再加上其它的费用。我8 年前我也在这里住过3 天2 夜﹐因为是肾结石。回来我收到的账单是一个$7000 多元的天文数字。但是﹐我说﹐如果是重症病人的加护病房的话﹐恐怕说什么也得$1500-1800 一天吧﹐而且手术费是另算的。
老革命听了我的话﹐吃惊的俩眼都快要暴出来了。说﹕这可怎么办阿﹖以后要是出了院﹐不是得背一个$40 万到$50 万一上的超级账单吗﹖ 可我心里想﹕嘿嘿，刘叔﹐我倒希望你真的能背这么一个账单阿。
这次谈话以后几天﹐老革命差一点就报销了。 原因是他不听医生的劝告﹐偷偷吃中国的点心。这一吃不要紧﹐他因为腹水而导致的门脉静脉血管曲张﹐碰上这些硬邦邦的中国糕点﹐一下子就破裂了﹐演变成内出血。 当时就昏迷过去了。按理说﹐ 这种情形若是在中国﹐他根本已经回天乏术了。可一来是他生命力顽强﹐二来是医院的技术一流﹐不愧是洛杉矶有名的大医院。一个晚上的抢救﹐硬是将他暂时从死神的手中给夺了回来。他居然又多活了一阵子。
三天后我再去看他时﹐他一边吊着血浆﹐一边对医生护士们称赞不已。 他告诉我说﹐医生们都替他高兴﹐说他竟然能活过来真是奇迹。当然他更高兴了﹐说自己不会死，时间还没有到呢﹐上帝要让他活下去，多做一些救人的工作。 他说医生们给他使用了一种高级的针药，一针下去就得$800-1000 美元呢。我说我不知道。
他又问我这样一次急救手术﹐要花掉多少钱呢﹖我说不清楚。这么大的一个手术﹐至少得好几万吧。 他听了以后就默然。我心想怎么到这个时候了﹐你老人家还关心钱不钱的呢？ 他又问我说﹕你说人家为什么要救我呢﹖我反正都要死的﹐今天死﹐和明后天死﹐有什么区别呢﹖你说他们何必在我这个中国穷老头身上浪费呢﹖值得这样做吗？他们又没有什么东西有求于我的﹐我又不能回报他们什么﹖ 我说﹕ 大叔﹐话不应该这么说的吧﹖他摇了摇头﹐缓缓地说﹕唉﹐我只能感谢上帝了﹐我想这样的事情﹐ 大概只有在一个信上帝的国家里﹐才是有可能的吧。
他说的这最后一句话﹐仿佛哪就是他一生结束时的一个惊叹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显然，他明白自己的人生，要在离他故乡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洛杉矶，画上句点了。
好几年以后﹐我有机会看到 “拯救大兵雷恩”。我忽然将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大兵雷恩与这个刘老头，这里面有一种我们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关于 “拯救”的概念。看起来他们美国人是相当地愚蠢﹕ 在战场上为了拯救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他们宁愿花出比这多出几十倍的生命代价﹔在医院里面﹐明知无法救活一个癌症晚期的中国老头子了﹐却还是楞往他身上白白地砸下几十万美元﹐尤其是这个老头连半个美国公民都不是。他们图什么嘛？
( 后记﹕那次手术以后10 天不到﹐老革命就走了。最后的那几天﹐他一直在昏迷中度过。走的时候很平静﹐不知不觉当中﹐就将一生的道路走尽了。 不过他在此之前﹐总算跟牧师说定﹐死后一定要帮他将他的遗体捐献出去。做医学研究之用。他是流着泪对牧师说这话的。意思是他欠的债，唯有献出自己的身体来还了。如果他的身体能对美国社会做出一点点贡献的话﹐那么他在天上﹐也算是可以暝目了。
我们照着他的遗嘱去做了。
只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我们无法跨越过去的法律的障碍。我们到了洛杉矶县的民政部门﹐要求他们接受大叔的遗体给南加大做癌症研究之用。但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好事﹐竟然被他们给拒绝了。说来可笑﹐拒绝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大叔生前没有在一份什么小小的文件上签名。我们找了主管的部门经理﹐给他看有大叔签名的遗嘱﹐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 “遗体捐献”这样的字眼。但还是不行﹐差一个地方没签字就是不行 。我们告诉主管的人﹐这是大叔的最后的一个心愿﹐假如他不答应的话﹐可能大叔在天上都会不开心的。 但哪位老兄还是一个劲地说 “sorry﹐i Can’t Help”。 最后我们只好问他﹕那你们准备将他的遗体怎么办呢﹖那位老兄说﹕没办法﹐政府会先将遗体冷冻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家属来认领﹐如果没有的话﹐一年以后就要火化了﹐如果两年以内再没有亲属认领的话﹐那州政府只好将其当作无主尸体来处理了。我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位先生说﹐意思是﹐那政府就会找一个公共的墓地将那骨灰给埋葬了。
我想想有时感到挺难过的﹐想到刘叔此刻正孤独地躺在一个什么黑暗的地方﹐遗愿竟然没有实现。而且﹐还要等几年以后才能下葬。 而他的儿子﹐还有他在国内地那些亲属们﹐则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在那里﹐也永远不会知道大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想给美国留下一些贡献﹐结果呢﹖还是没有如愿阿﹗唯一的安慰是；他在最后接受了上帝，而上帝也接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