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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她老公病了，病得家徒四壁，方才驾鹤西去。
这个伤心人还有个七岁大的儿子，在读小学二年级。过些天，学校要开学，学费并不是很多，也就二百多块，可家里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她自己本来是一个清洁工，做一天的事才有一天的钱。而在一起做事的姐妹能借的也早已借了。
她还有个哥哥，但日子也过得难，白天和老婆各背着一个木箱去帮人擦皮鞋，晚上在巷口摆夜宵摊，生意清淡不说，时不时还有城管的人骑着车来，追得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这样，她哥还借给了她六千块钱，那应该是他大半的积蓄。她嫂子是好人，明知道这钱怕是要扔进水坑，却没有抱怨一声。她实在没有勇气再腆着脸向他们开口借钱。
她还一个弟弟。弟弟单位好，曾瞒着老婆塞给她三千块钱，凶悍的弟媳妇立刻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弟弟之所以能进那家单位*的是岳父的关系，被老婆骂狠了，就低头愁眼地来要回那钱。钱已花了，变成了打进她老公身体里的药。要还，只能拆东墙补西壁。她奔波了几天，求爹爹拜奶奶好不容易凑了二千七，然后跑去卖血。卖了四百多块，整个人仿佛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往上飘着。她把头凑到医院卫生间的水笼头下，喝了一气凉水，喝得肚子溜圆，喝得眼泪噼哩叭啦往下掉。钱还给了弟弟。余下来的一百多块钱支撑着她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她一度卖血卖得近乎疯狂。可她突然就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她给血站的人下跪，可人家也爱莫能助。
她病了，脸色焦黄。她没有对老公提起自己的病。病得气息奄奄的老公三番五次挣扎着想拔去输流管。她就哭，不敢合眼，守在老公身边，讲董永与七仙女、田螺姑娘、樊梨花与杨宗保……她还唱北京的金山上。
她也不是没恨过老公，有时恨得就想动手拔掉那根输流管。可终究只能失声恸哭。这是命，是她的命，得认。她都有了想死的心。她死了，儿子就是孤儿，就可以送进孤儿院，就会有别的人照顾他，或许还能被别的好人家收养去。她这么想着，嘴角就有了笑。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她的儿子非常聪明，见她痴痴呆呆的样子，就边哭边喊，妈妈，你不要死啊。她打了个激凌清醒过来，又发了半天傻。儿子的学习那是万万误不得。做娘的为了儿子还有什么舍不得？
她哄儿子睡下，从箱笼里翻出做姑娘时用的口红粉饼。
它们已发硬变了脆，轻轻一用力，就折了。不过，这难不倒她，她用细木棍把口红与粉饼分别研磨细，再从瓶里倒出点水，调匀，翘起尾指，蘸着，把口红涂在唇上，把粉末抹在脸上。
那天晚上，她笨拙地跌入一片霓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