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玩男儿
2008-11-14, 03:30 PM
有个老掉牙的说法：“生命在于运动”。它很像是个不证自明的公理。但这个公理很早就被动摇了。现在有个新的重大发现,也可能是“真理”正有待大众认识——“生命在于懒惰”。
美国女记者纳塔莉·安吉尔的《野兽之美》的中译本去年在中国畅销书，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谈论的就是“生命在于懒惰”。
“生命在于懒惰”并非安吉尔的首创，但本书的角度新奇有趣、观点鲜明、论述集中，却是别开生面。
人们向来认为蚂蚁这类昆虫勤劳无比，现在看看安吉尔笔下这些勤劳的小生物有多么“勤劳”吧：
一种新的学科“时间预算分析”揭穿了一个古老谎言：这门新学科显示，大部分生物在大部分时间内什么也不干。蚂蚁及类似动物有着无比勤劳的精神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神话和谎言。如果在野外长时间仔细观察一些有机体，把它每一刻活动都记录下来，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的天，这些东西可是什么都没干啊！
生物学家发现了动物有许多懒惰的理由。
一些动物保持不动时是最好的伪装；有些动物悄然地游逛是为保卫自己的领土。另一些留在家里是害怕被食肉的邻居吃掉。因此，虽然不一定存在着某种使人懒惰的基因，但总能为懒惰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狮子可以连续12小时一动不动。猴子白天有四分之三时间坐着不动。蜂鸟的飞行强度世界第一，但它在白天的八成时间里蹲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因为飞行太令人疲倦了。海狸过去被认为是天生“苦役犯”，实际上一天也只工作五小时。蜜蜂和蚂蚁一天只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采蜜或整理窠穴。蜜蜂和蚂蚁都像是一次性的不能再充电的电池，它们工作越努力死得就越快。所以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懒惰。
松鼠冬眠时的心率降至每分钟只有一两跳，体温接近零。对食草动物来说冬眠极重要，因为没东西吃，天气恶劣，四处还有捕猎者，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假死。与懒惰成了同义词的獭猴，它的懒惰其实应该受到奖励，因为它行动迟缓，所以很少有捕猎者注意到它。
够了。如果工作越努力死得越快，还有什么理由努力工作？还有什么理由说“生命在于运动”？
动物世界是这样，人类的世界又如何？
1988年，十三名百慕大运动员住进汉城奥运村。此前他们不知这韩国为何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自由随便的小国，因此也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所以当被告知要严格按奥运会时间表乘车去赛场参加比赛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呼：“这是可怕的行动”。
懒散惯了的百慕大人认为，遵守时间制度是“可怕的”。所以习惯激烈竞争、生活匆忙的现代人觉得他们太可笑了，因此把这当作奥运会的趣闻登在报纸上。但为什么就不能站在百慕大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无需竞争生活也很悠闲的人，难道就不觉得充满竞争气氛的现代文化可笑吗？当然，竞争的文化可能真的不可笑，只有“可怕”。
文化人类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一个特别头痛的问题，他们不知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或座标来评价文化差异，但他们知道任何文化优劣的评价都是有风险的。
百慕大运动员不适应“可怕的时间表”，也很难在奥运会取得胜利。但奥运会的胜负与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并无关系，他们按自己的文化时钟行事感觉更舒服，他们又何必参加奥运会？难道生物生存的最高境界不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么？
今天大型运动会的运动员入场式，主办国都要挑选许多美少女为各个代表团作引导。这次亚运会的主办国泰国还把他们的“世界小姐”奉献给最尊贵的客人中国人，很有些傻了吧叽的中国记者颇为自己的代表团得到“世界小姐”的引导得意洋洋。他们太健忘或太无知，其实这种荣耀也不是绝对的。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还未开幕，伊朗代表团就向组委会发难说：让漂亮的小姐作向导是不行的，因为“男人不能跟在女人后面走！”
伊朗代表团坚持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不出席开幕式。汉城组委会官员心里直发笑，又知这不是说着玩的，于是历来的客随主不得不变成主随客便，韩国专门派来一个大老爷们为伊朗代表团做引导。比赛还未开始，伊朗代表团就爆了个“大冷门”。
以“世界小姐”引导为荣的中国记者评价此事时，可千万要小心，英国作家拉什迪以《撒旦的诗篇》换来十多年不得安宁的地下生活，足以证明人类文化学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当然，现在怀疑“生命在于运动”或主张“生命在于懒惰”不会有危险。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现代职业竞技运动已经成了加速搞垮身体的运动。
职业运动如此，业余运动又如何？
你敢在充满废气的大街上跑步吗？如果敢，可以肯定地说，你就准备早点死吧。在污染严重的城市环境中，室外运动包藏着很大危险，这已被许多城市茭檠的平均寿命日益降低所证实。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一动不动”死得也很快。前些时候有报道说，北京科学家的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可怕的五十多岁。据说这些科学家极少运动。如果这也是事实，“生命在于懒惰”也成了问题，或许又得搬出另一条也相当古老的说法-- “生命在于适当的运动”。
可是什么叫“适当的运动”？
在哪里运动才算是适当？
这又是很大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能告诉你吗？就算能告诉你，你有经济实力把这个真理付诸实践吗？
每天到空气清新、没有污染的郊区锻炼，就像现在许多高官名流玩的玩高尔夫，那倒是有益身心。你玩得起吗！
关于运动与生命间的关系，我特别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办法，他的办法也特别适合普通老百姓。
有人曾问丘吉尔的长寿之道，他回答说：我想趴下的时候决不站着，想站着的时候决不趴下。这办法可真是简便易行啊!而且不需要花一分钱。
不过，现在我的想法不得不改变了，因为现在中国也进入为生存激烈竞争的时代，不是你想趴下就能趴下的。
我现在时常感叹，这世上的“真理”已经太多了。奥托·兰克说得真是好：这世上已有太多的真理──但它们显然是种不能消费的过剩产品。
我不能不羡慕百慕大运动员，他们今天居然还能说：按时乘车是“可怕的行动”。
《野兽之美》引述一位“时间预算分析”专家的话说：“以前，我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运动、寻食和交配行为，现在我为动物为什么坐着不动而着迷。”我要狗尾续貂说一句：以前我对真理很感兴趣，现在我对为什么有太多的真理我们无法消受感兴趣。
美国女记者纳塔莉·安吉尔的《野兽之美》的中译本去年在中国畅销书，这本书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谈论的就是“生命在于懒惰”。
“生命在于懒惰”并非安吉尔的首创，但本书的角度新奇有趣、观点鲜明、论述集中，却是别开生面。
人们向来认为蚂蚁这类昆虫勤劳无比，现在看看安吉尔笔下这些勤劳的小生物有多么“勤劳”吧：
一种新的学科“时间预算分析”揭穿了一个古老谎言：这门新学科显示，大部分生物在大部分时间内什么也不干。蚂蚁及类似动物有着无比勤劳的精神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神话和谎言。如果在野外长时间仔细观察一些有机体，把它每一刻活动都记录下来，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的天，这些东西可是什么都没干啊！
生物学家发现了动物有许多懒惰的理由。
一些动物保持不动时是最好的伪装；有些动物悄然地游逛是为保卫自己的领土。另一些留在家里是害怕被食肉的邻居吃掉。因此，虽然不一定存在着某种使人懒惰的基因，但总能为懒惰找到一个很好的理由。
狮子可以连续12小时一动不动。猴子白天有四分之三时间坐着不动。蜂鸟的飞行强度世界第一，但它在白天的八成时间里蹲在树枝上一动不动，因为飞行太令人疲倦了。海狸过去被认为是天生“苦役犯”，实际上一天也只工作五小时。蜜蜂和蚂蚁一天只花百分之二十的时间采蜜或整理窠穴。蜜蜂和蚂蚁都像是一次性的不能再充电的电池，它们工作越努力死得就越快。所以它们必须尽可能地懒惰。
松鼠冬眠时的心率降至每分钟只有一两跳，体温接近零。对食草动物来说冬眠极重要，因为没东西吃，天气恶劣，四处还有捕猎者，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假死。与懒惰成了同义词的獭猴，它的懒惰其实应该受到奖励，因为它行动迟缓，所以很少有捕猎者注意到它。
够了。如果工作越努力死得越快，还有什么理由努力工作？还有什么理由说“生命在于运动”？
动物世界是这样，人类的世界又如何？
1988年，十三名百慕大运动员住进汉城奥运村。此前他们不知这韩国为何物，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其自由随便的小国，因此也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所以当被告知要严格按奥运会时间表乘车去赛场参加比赛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呼：“这是可怕的行动”。
懒散惯了的百慕大人认为，遵守时间制度是“可怕的”。所以习惯激烈竞争、生活匆忙的现代人觉得他们太可笑了，因此把这当作奥运会的趣闻登在报纸上。但为什么就不能站在百慕大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无需竞争生活也很悠闲的人，难道就不觉得充满竞争气氛的现代文化可笑吗？当然，竞争的文化可能真的不可笑，只有“可怕”。
文化人类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一个特别头痛的问题，他们不知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或座标来评价文化差异，但他们知道任何文化优劣的评价都是有风险的。
百慕大运动员不适应“可怕的时间表”，也很难在奥运会取得胜利。但奥运会的胜负与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并无关系，他们按自己的文化时钟行事感觉更舒服，他们又何必参加奥运会？难道生物生存的最高境界不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么？
今天大型运动会的运动员入场式，主办国都要挑选许多美少女为各个代表团作引导。这次亚运会的主办国泰国还把他们的“世界小姐”奉献给最尊贵的客人中国人，很有些傻了吧叽的中国记者颇为自己的代表团得到“世界小姐”的引导得意洋洋。他们太健忘或太无知，其实这种荣耀也不是绝对的。
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还未开幕，伊朗代表团就向组委会发难说：让漂亮的小姐作向导是不行的，因为“男人不能跟在女人后面走！”
伊朗代表团坚持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不出席开幕式。汉城组委会官员心里直发笑，又知这不是说着玩的，于是历来的客随主不得不变成主随客便，韩国专门派来一个大老爷们为伊朗代表团做引导。比赛还未开始，伊朗代表团就爆了个“大冷门”。
以“世界小姐”引导为荣的中国记者评价此事时，可千万要小心，英国作家拉什迪以《撒旦的诗篇》换来十多年不得安宁的地下生活，足以证明人类文化学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当然，现在怀疑“生命在于运动”或主张“生命在于懒惰”不会有危险。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现代职业竞技运动已经成了加速搞垮身体的运动。
职业运动如此，业余运动又如何？
你敢在充满废气的大街上跑步吗？如果敢，可以肯定地说，你就准备早点死吧。在污染严重的城市环境中，室外运动包藏着很大危险，这已被许多城市茭檠的平均寿命日益降低所证实。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一动不动”死得也很快。前些时候有报道说，北京科学家的平均寿命已经下降到可怕的五十多岁。据说这些科学家极少运动。如果这也是事实，“生命在于懒惰”也成了问题，或许又得搬出另一条也相当古老的说法-- “生命在于适当的运动”。
可是什么叫“适当的运动”？
在哪里运动才算是适当？
这又是很大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官员能告诉你吗？就算能告诉你，你有经济实力把这个真理付诸实践吗？
每天到空气清新、没有污染的郊区锻炼，就像现在许多高官名流玩的玩高尔夫，那倒是有益身心。你玩得起吗！
关于运动与生命间的关系，我特别欣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办法，他的办法也特别适合普通老百姓。
有人曾问丘吉尔的长寿之道，他回答说：我想趴下的时候决不站着，想站着的时候决不趴下。这办法可真是简便易行啊!而且不需要花一分钱。
不过，现在我的想法不得不改变了，因为现在中国也进入为生存激烈竞争的时代，不是你想趴下就能趴下的。
我现在时常感叹，这世上的“真理”已经太多了。奥托·兰克说得真是好：这世上已有太多的真理──但它们显然是种不能消费的过剩产品。
我不能不羡慕百慕大运动员，他们今天居然还能说：按时乘车是“可怕的行动”。
《野兽之美》引述一位“时间预算分析”专家的话说：“以前，我主要的精力用于研究运动、寻食和交配行为，现在我为动物为什么坐着不动而着迷。”我要狗尾续貂说一句：以前我对真理很感兴趣，现在我对为什么有太多的真理我们无法消受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