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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报报道】
① 王海：江湖再见
墨镜，平头，王海甫一出道，就高举打假的旗帜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那是1995年3月25日，时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一副索尼耳机，然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商家索赔。拥有第一次并不顺利的经历后，王海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然后便开始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左右的时间，获赔偿金将近8000元。
1995年11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消费者报》联合主办了一个有关“加倍赔偿”的座谈会，王海由此初露庐山真面目，一种叫做“王海现象”的话题由此传播开来，王海本人也一夜成名。一时间，“王海”成了平民打假的代名词。
今年“3·15”前夕，在媒体上沉寂已久的王海又一次成为维权焦点，这次他叫板的对象是某著名品牌手机，对此事件的描述，王海有他一贯的谨慎：“我刚刚递交投诉，国家工商总局还要进一步调查。我正考虑和手机生产商接洽，必要时会考虑提起诉讼。”
这个江湖，王海仿佛永远不会让它平静。
与跨国公司合作打假
“再过两周，正好十年。”恍若隔世般，当年22岁的年轻小伙子，已然步入而立之年。十年后，王海再次忆起曾经的打假岁月，没有刀光剑影，只有清茶茗香。
“目前的工作分为两部分：盈利与非盈利。”王海说。他旗下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属于商业化运作，遵循市场规律。而“北京王海热线咨询有限公司”则属于非盈利项目，依赖个人爱好，追求个人价值观的体现。
在王海的规划中，盈利性质的商务顾问公司，主要项目有：知识产权保护、企业打假、打击不正当竞争、商务调查、诉讼业务、消费者维权等。“我们主要是帮助企业打击侵犯其专利、产品的行为，协助执法部门去取缔，每年我们至少端掉百儿八十个制假窝点。”王海说。
而在实际运营中，王海多选择诸如与app集团等跨国公司合作。这些公司更看重知识产权，当然，费用也更高一些。
王海向记者读了一条他手机中存储的短信息——“山东某药厂生产的某药，经调查核实，系假药，敬请注意。”——“这是我们向全国各大药店提供的防假信息，每家药店付一年的服务费是1000元左右。”
而非盈利项目则以提供义务咨询为主，自1997年开始，他们每年都向消费者发表警示信息式的“王海忠告”。有时，王海仍然会做一些诸如针对电信等垄断行业的公益诉讼。“这完全是我个人爱好，我是o型血，是一个好事者。”王海说。
王海坦言，这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一种尝试：一方面，从非盈利的角度研究如何促进立法，如何做一些无偿的、非盈利的尝试，维护公共利益；一方面从盈利的角度，通过经济的手段解决社会的问题。
把打假行为公司化
在王海出具的名片上，显示有“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区自主治理项目研究员”的字样。该课题组由著名学者毛寿龙领衔，经费来源于国家哲学基金。对仍在研修本科专业的王海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境界的提升。
借助名人效应，王海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公司。“个人打假的道路是不可行的。”王海说。
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然而，在王海看来，打假面对的是企业，是一种组织化的力量，而个人打假者则是一种个体力量。个体力量与组织力量博弈，显然是失衡的，几乎是完全处于劣势。
另一方面，这些个人打假者也不可能凝聚成一种集体力量。“这些人有的是为了索赔赚钱，有的则完全是为了个人兴趣。既不存在必然的利益纽带，也不存在相同的价值观纽带。”由此，王海认为，已然出名的这些个人打假者是不可能组织化的。
而眼前的事实是，个体力量根本不是组织力量的对手，且个体买假打假的风险成本也逐渐增高。“综合分析后，我就想到要成立公司。”让打假行为公司企业化，成为王海提升博弈力量并寻求最终突围的一种最佳途径。
好事者——买假索赔——知假买假——公司化打假、维权——义务咨询、公益诉讼。十年来，王海经历了这样一个轮回。
梦想制定社会规则
“我有自己的底线。”王海说。在打假这个游戏上，王海的底线是公共利益，还有法律。“我的基准价值观就是首先不妨害公众利益，其次不要违背法律。”
其实，设定底线也是设定规则。“做什么事都要有规则。”王海说。无论是他原来买假索赔还是如今的公司化运作，他都是先划好规则，然后在规则内自由发挥。
不仅要在自己公司内部设定规则，王海甚至梦想成为社会规则的制定者。2004年两会期间，王海提交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本届**的议程之一。
这一度成为王海的骄傲，但他并没有就此罢休。接下来他又要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代表。“当**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王海语出惊人，“早在9年前第一次买假索赔时，我就意识到当时的法律操作性不强，需要修改和完善。这么多年打假，看到一些商家钻法律空子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发现了法律这个公**品的质量缺陷所在。”
王海认为，打假和做**代表是殊途同归的，打假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索赔来制约假冒伪劣。做**代表则能够靠法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健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而参与立法的途径就是去当**代表。
② 戴元龙：抱着玩的态度
和其他打假人不一样，戴元龙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停地笑，虽然他最近打的几个维权官司都以失败告终。
早在2002年，戴元龙在向福建莆田电信公司某营业点缴纳固定电话费用之后索要发票时，被告知必须去公司总部才能拿到发票。戴元龙因此将电信公司告上法庭，诉求电信公司提供市内话费清单。最后法庭判决戴元龙胜诉。
2004年，戴元龙又将莆田联通公司告上了法庭，他认为联通公司向他每月收取的手机来电显示费不合法。“最后庭外和解了。”戴元龙说，“我也是有工作单位的人，在莆田这个小地方，我先得处理好关系。”
经过与电信、联通、移动的三场官司，在莆田，戴元龙俨然已成为了一个名人，很多人都知道，“有个怪人，老喜欢挑通信公司的刺。”
2006年3月13日，戴元龙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5月，我还将和那些大公司打一个官司，内容嘛，暂时保密。”
其实，从2005年下半年以来，戴元龙一直在打一个国内漫游费的官司。
又一次失败
事情起源于2005年7月正在休假的戴元龙对自己2004年移动话费开支的一次研究。戴元龙发现，话费记录显示，2004年8月份，戴元龙在福州和上海等地用中国移动公司的入网手机主叫其他电话7次，被收取国内漫游通话费6元6角、长途通话费1元8角9分；期间，他的该手机还被其他电话呼叫通话8次，被收取国内漫游通话费9元6角、长途通话费5元5角2分；同时，中移动莆田分公司还收取该月份月基本费25元4角2分。
据记者了解，从1998年原邮电部电信总局颁布《国内公众电信业务资费表》以来，国内的移动电话用户就开始按月缴纳漫游费。目前，按照中国移动公司制定的收费标准，国内漫游通话费每分钟6角、长途通话费的标准是每6秒钟7分钱。就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这份话费清单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但参阅了大量相关法规的戴元龙这一次却有了自己的看法：漫游费的收取是不合法的，他要向法院起诉莆田移动分公司这一“乱收费行为”。
2005年7月5日，戴元龙向莆田市荔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移动莆田分公司返还2004年8月份漫游通话费16．20元，赔偿原告16．20元，并向自己赔礼道歉；此外，移动莆田分公司必须立即停收每分钟0．60元的漫游通话费。
收漫游费违法？8月2日，莆田市荔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这是莆田移动分公司第一次因为收取漫游费被一个消费者告上法庭。”戴元龙说。
法庭上，戴元龙的主要依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戴元龙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电信业务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该条第三款规定：“电信业务分类的具体划分在本条例所附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列出。**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目录所列电信业务分类项目作局部调整，重新公布。”戴元龙认为，根据这些条款，法庭应当认定，从逻辑上来说，我国对电信业务是采取目录管理的，只要是成熟的合法的电信业务都应当在信息产业部适时调整公布施行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体现。
而戴元龙翻阅了2000年9月25日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公布施行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和2001年6月11日信息产业部调整施行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在这两个目录里，戴元龙都没有发现“漫游”这一业务项目。“这就说明，在2001年6月11日前是没有‘漫游’这一电信业务的，至少在此之前，有权确认电信业务项目的官方是不承认‘漫游’这一业务的。”戴元龙说，“就算当时事实上存在所谓的‘漫游’这一业务，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尚未成熟的、利用新技术的试办业务，而试用产品或试用服务在试用期内是不能商业运作的，不能收取费用的，更不该向社会推出收费标准的。”而在2003年2月21日信息产业部重新调整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里，戴元龙发现，“漫游”这一电信业务第一次在法定官方的法定文件里亮明身份，但被该目录列为基础电信业务，而不是增值电信业务。戴元龙据此认为：“我的手机是入网的，按月要收取基本费用，如果漫游算基础业务，那么它的费用就已经包含在基本费用里了；你不能一样东西卖两次吧？”
最后戴元龙提出，根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向社会公布的国内漫游业务介绍，只有当用户提出漫游业务的申请，移动公司才能开通漫游业务。而现实情况是，移动公司自行向所有用户开通了漫游业务，在法律上涉嫌欺诈。
2006年初，戴元龙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他输了。
开始只是因为好玩
记者本想安慰戴元龙一下，谁知他却哈哈一笑，说：“难道你不觉得悲剧更撼动人心吗？”
戴元龙告诉记者，虽然打了那么多维权官司，但心态一直没变，“我就是抱着玩的态度开始的。”
记者了解到，戴元龙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福建省莆田公路稽征处稽查科科长。“收入不错，偶尔也喝点小酒，打打八十分”，这就是戴元龙告诉记者的他的日常生活。
“1990年从福建省宁德财经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莆田公路段工作。工作之余，我于2002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资格考试，取得了律师从业资格；并于次年通过了国家财税考试，取得了经济师资格。”戴元龙认为自己虽然起点低，但自学能力还可以。
取得律师从业资格后，不甘寂寞的戴元龙想找机会实践实践，那时候正好碰到了“电信发票事件”。戴元龙对记者说：“我找那样的大公司打官司，首先是给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
戴元龙解释说，大公司肯定会找比较优秀的律师来辩护，这样我就有了跟高手过招的机会，对自己提高水平很有好处。同时，客观上这些官司也是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一举两得。
谈到打这些官司后受到的影响，戴元龙乐观地说：“写个起诉书属于驾轻就熟的事，打这些官司并不牵扯我工作上的精力，以至于影响工作。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我丢了这工作也不可惜，反正我还有律师资格证，这么多官司打下来，也有点小名气，回家当个律师总可以吧。”
在结束采访时，戴元龙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千万不要把我拔得多高，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我就1米60的个子，再拔也高不到哪去。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打官司首先是自己有那兴趣。”
③孙安民：死磕楼市黑幕
3月12日，早晨8点多，孙安民和助手路创律师就早早地赶到了西安当地的一家报社，他此次是受报社邀请接听热线电话，为读者释疑解惑的。虽然比原先预定的时间足足早了半个多小时，但孙安民几乎是刚一落座，就有读者打进了电话。
“喂，是老孙吗？我在西宝花园买了一套房子，房子比合同规定的交付期晚了几个月，但是现在开发商不按合同规定对我进行赔偿，老孙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购房者张先生一大早就打进电话向老孙咨询买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肯定是不对的，开发商应该按照合同中的规定来执行，除非是遇到天灾、战争等不可抗拒因素。这都算是开发商违约，都应该按照规定向购房者进行赔偿。”老孙耐心地解答张先生遇到的问题。
电话刚挂，还没等老孙喝口水，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在5个小时的活动时间里，孙安民就接了近百个电话。
59岁的孙安民被西安人亲切称作“老孙”，因为退休后专门从事房产打假而被当地媒体称为“西安王海”。
在5年时间里，孙安民带领消费者与不法房地产开发商周旋，令开发商累计向业主退还了200多万元房款。
在2006年3·15到来之前，他向媒体记者透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要把房地产市场的黑幕都揭开，我准备联合各方力量打假到底。”
孙安民表示他将会联合国内知名的打假人一起打击各类欺骗消费者的现象，并准备招募一些社会志愿者和他一起行动。“我想和知名的职业打假人成立一个组织，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搞一个老孙打假基金。”
5年逼开发商吐出200多万元房款
孙安民的房地产维权始于6年前的一次买房受骗经历。
2000年6月，孙安民听信了陕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产权合法、上市自由、可办理西安市户口、提供银行按揭”等承诺，在其开发的小区预订了3套期房，并交清房款。10多天后，开发商通知孙安民，有人出高价买走了他预订的两套房子，要求他另调换两套。经交涉无果，孙安民只好同意。不料，开发商把这两套房子又卖了。老孙找开发商理论，对方说：“房子卖重了，给你换了两套面积一样大的，又不影响你住。”
孙安民注意到，小区里不少买房者和他有同样遭遇，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该房地产公司竟“五证”全无，广告上的承诺全是假的。眼瞅着自己花大半辈子积蓄买的房，竟落入了一个欺诈陷阱。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孙安民打了上千个电话，联系到200多户业主，一致要求开发商退钱。孙安民还明确了每个人的职责：一部分找政府职能部门投诉；一部分找司法人士咨询；还有一部分向媒体反映；跑不动的老头儿老婆婆，负责在售楼处向前来购房者诉说自己的被骗经历。
开发商很快“受不了”了，派人找老孙“谈和”：“董事长感到对不起你，想请你吃个饭，向你道歉，欠你的房款退还，再赔你3万元。”
整整折腾了几年，总算有个结果了，老孙本想答应，没想到来人还有个附加条件：“你把自己的事解决了就行啦，就不要再管别人的事啦。”
老孙顿时有种被侮辱的感觉。“这钱我不要啦！大伙推举我当维权顾问，我不能只解决自己的问题甩下大家不管吧。”
5年来，老孙带领上当业主与开发商周旋，使得开发商陆续向业主退了200多万元的房款。
为打假自办热线电话与网站
2001年6月，深受不法房产商欺诈坑害的孙安民，决意向黑心房产开发商宣战。他自费购买4部热线电话，并将号码公布于众，作为打假维权热线，免费为消费者服务。
随着“老孙”的名声远扬，原来那4部免费热线已应接不暇了。有人建议他建一个网站。“我以前连个E－mail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建网站？”不过，孙安民从此多了一个心眼儿，“哪有电脑我就偷着学，大傻冒儿似的，总算整明白了。”
2004年10月，在一家网站的帮助下，孙安民建起了全国首家房地产维权网站“老孙打假”，宣传房地产法律法规，帮助消费者维权。孙安民强调：“我这打假，和别人打假的性质、做法不一样，完全是公益性的。”
从那一天起，孙安民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电脑和电话前度过的。
每天睁开眼后，老孙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打开电脑看留言版，回复并向有关部门转发邮件；约投诉的业主面谈；去律师事务所了解案子；到媒体参加热线咨询……去年，他还帮四五个社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孙安民的爱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说：“他在家啥都不干，连手绢袜子都没洗过。别人的事可上心了，只要有人求助，饭也不吃，抬腿就走。”
孙安民听了嘿嘿笑了：“我也不知咋回事，现在像是钻牛角尖儿了。这5年走了一条奇怪的路。我啥也不图，只要不倒下，我就会这么走下去。”
孙安民家的日子原本过得挺滋润，一家4口人都有工作。他从军工厂退休后，在西安的著名旅游景点阿房宫开了个照相馆和小卖部，店面从开始的两间一度扩大到12间。但自从和不法开发商较上劲，他的心思全转移了，店也关张了。老孙感慨地说：“这几年商店的收入全搭进去了，孩子准备结婚的15万元也搭进去了，连车都卖了。”
宁愿摔死也要“伏虎”
2004年3月15日上午8时30分左右，孙安民正在家中接听消费者投诉电话，两名身着深灰色休闲西装的青年男子闯进门来。
“你们要干啥？”老孙大喝一声。来者面露凶光。其中一个戴墨镜的**头出门张望一下，猛地把他推到屋里。两人不吭声，将他打翻在地，骑在他身上，**头抄起桌上的电话，猛地朝他头上砸去，电话被砸得粉碎。一阵拳打脚踢之后，两人起身便跑。孙安民从地上爬起来，眼瞅着两人上了出租车跑了。
这是孙安民第一次挨打。2005年7月，孙安民在配合**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记者采访不法房产商时第二次被打。当时七八个人冲上来，打了老孙两拳，叫骂着把老孙和记者推搡开，并踢了记者几脚，抢夺证件，把摄像机的镜头也掰坏了。小区上百名业主围观看热闹，没人站出来阻拦。
这一次挨打让孙安民特别伤心，他对业主们说：“我连命都搭上了，你们竟不敢出来说句话！”
2006年2月，老孙花费半年时间，在电脑上敲出一份9万多字的“万言书”，文中内容直指陕西违规地产公司。他将这一心血之作分别送到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其他有关部门。“这也是最后一着棋了。”他说。“我现在骑在了虎背上，虎就是开发商。但我有个信念：宁愿摔死我，也要降伏虎。”59岁的老孙铁了心，“我知道这样做会得罪一些人，但受益的人肯定会更多。”
④ 王海东：孤军奋战
王海东出手打假比王海晚了两年，所以他一直背着“上海王海”的称号。到如今，王海东已是诸多专业打假人中的异类，他是为数不多的“传统打假人”之一——以个人身份知假买假，然后进行索赔。
3月12日，王海东在接到记者电话后异常爽快地接受了采访的要求。
“说实话，我就是以此为生，”王海东坦言道，“虽然我是为个人谋利，但客观上也起到了规范市场的作用。”
王海东告诉记者，最近一直在针对上海几个大超市里出现的假货进行打假，比如某超市里的劣质皮鞋等等。“在很多人看来，我这只是小打小闹，所以媒体对于我单个的打假事件已经不感兴趣了。”王海东说话时带着自嘲的笑。
曾经的“全胜”打假人
王海东以前当过保安，干过饭店服务员，生活清贫，但是他“入行”很早，1997年起就迈出了职业打假生涯的第一步——打击假进口电话机。
“第一次，我在金陵路一家商店买进两部进口电话机后，去找商店经理要求‘退一赔一’。经理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赔法，说我是敲诈，还打电话报了警。警方一下子出动了6部警车。我被带到派出所后，不得不向警察们宣传《消法》……那几年，光进口电话机的官司我就打了十余起，上海20个区级法院，除了徐汇、青浦、崇明、川沙没去，其余都去遍了。”王海东说。
1999年，王海东一个官司一审输了。原因是，商家反咬他掉包，而他又拿不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我都懵了。但我不服气，一定要上诉。否则，我的职业打假生涯还怎么继续？”他说。
后来，王海东赢回了二审和全部赔款。但为避免再遇上商家赖账，王海东开始带着公证人员去购物，虽然请一次公证要花1000元。这样一来，商店不敢再抵赖了。
2001年，王海东以29万元购买珍奥核酸，并起诉该产品广告夸大宣传，经6个月漫长诉讼，达到退一赔一的目的。
从1997年到2002年上诉法院26起，只有诉康富来公司系列产品虚假广告一案败诉，王海东开始声名远播，人称“上海王海”，同时个人原始财产积累达到20多万元。
要交涉，上法院
对于干这一行的风险，王海东感触很深。“我几乎每个月都会接到匿名电话，警告我不要再打假了。有时，我和商家交涉后，他们还派人来威胁我、跟踪我。有一次，四五个男人突然冲到我家和我谈判。问他们是怎么找到我家的，原来他们在公安局有熟人。”王海东说，上法院打官司是索赔的最佳途径，去商店交涉风险太大。现在，无论是私了公了，王海东一律上法院解决。
由于职业风险大，王海东至今得不到家人和大部分朋友的理解与支持，也没有结婚成家。王海东说：“只要法院支持我一天，我就打假一天，别人说什么我都不怕！”
如今，王海东成为利益冲突的焦点。很多人很讨厌他，有关部门有时还不支持他，认为他有私心。家人甚至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为很多假案牵涉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的经济利益。“打假是个很费脑筋的事，这些年我累得头顶都秃了，现在形象不好喽。”王海东说。
据说，“另类王海”杨鸿曾多次向王海东建议提高打假层次，增加投资，以经营者的身份去打假，而且要敢于与上市公司较量。但是王海东说：“我对目前每月几千元的收入很满意，不想冒那么大风险了。”
王海东告诉记者，他现在平均每天给5家进行夸大广告宣传或者卖假冒伪劣商品的公司发函，要求赔偿。此外，他还广邀各地“职业打假人”来上海，一起交流打假经验。“打假工作技术性很强，不同类别的商品打假时都各有特点，只有交流知识、经验，才能扩大自己的打假面，提高打假技巧。”
2006，孤军奋战
2003年，王海东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打假公司。但是王海东告诉记者，公司目前生意一般。记者了解到，王海东同时还和南京的打假人杨鸿合作创办了一家名为“沪宁港维权”的网站。他自豪地说，以前也有维权网站，但那些都是挂靠于某个单位，真正私人意义上的维权网站他这应该是第一家。
“我这个网站因为不是官方的，所以不能随意发布任何有关企业产品质量好坏或者有无夸大宣传方面的信息，”王海东说，“但是经过媒体报道的信息我是可以摘登的。此外，为了避免给人自吹自擂的感觉，网站上任何有关我和杨鸿的信息也是从各媒体摘录的。”
据知情人介绍，网站最主要的内容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介绍了很多假冒或夸大宣传的商品信息。第二部分是法律、理论政策，详细介绍了相关法律和杨鸿的部分研究心得。第三部分是国内某些著名打假人的联系方法。
可是，这样的合作如今却出现了裂痕。在王海东的提醒下，记者点击该网站发现，这里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王海东说，因为两人在处理一些事情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杨鸿负气出走，杨鸿上海和南京的手机都已经不能拨通，而且他在南京的家里电话也长期无人接听。王海东对记者说：“我想跟他解释现在也没有机会。在上海，我已经是孤军奋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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