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
2005-01-10, 03:06 AM
我们真的“劫富济贫”了吗？
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经济学教授厉以宁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
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相信没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劫富济贫”对社会有害无益。且不说“劫富济贫”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根本行不通，即便是暂时做到了，其结果也只能是图一时之痛快，济一时之贫，而终将贻误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道理很简单，“劫富济贫”的心理观念必将导致平均主义的重新抬头，为另一种剥夺：即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借口，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长期贫困。但是征收遗产税、个人所得税就是在“杀富”吗？如果说个人所得税是“杀富”的话，那我国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杀”呢？有多少人没有交过个人所得税呢？实行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就是要把最富的人拉成为“中产阶级”吗？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语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公众比较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和遗产税征收问题，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要“杀富”？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关注这两个问题和“杀富”有密切的关系，要不然厉以宁先生也不会得出如果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实行遗产税就是“杀富”，就会造成“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的结论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只有提倡“增富减贫”，才能走出“劫富济贫”和“劫贫济富”的困境。一个社会只有做到“增富减贫”，才能实现富裕群体利益增益与弱势群体处境改善的同步化。现在弱势群体进一步弱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公众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和遗产税征收问题无非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向往，根本谈不上什么“杀富”，更与把最富有的人拉到中产阶级无关。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调剂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资金，用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和用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这种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一定就是“杀富”吗？笔者觉得，这种税收尽管从形式上看带有某种“削高”的色彩，但实际上具有公正的性质。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种做法具有双赢的效果。首先，高收入者对于社会应当做出特别的贡献。其次，从消费的边际效应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满足状况来看，于高收入者相对多征收所得税，对其基本的实际生活状态不会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最后，从代际公正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合理的意义。代际之间社会财富的“完整传递”，具有不公正的意义。“过富”不应超过一代，“过穷”也不应超过一代。高收入者在财富方面的“代际遗传”将会造成社会不间断的不公正现象。
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劫富济贫”，什么是“劫贫济富”，不要以为一讨论税收问题就是要“劫富济贫”，知名经济学家更要慎重对待自己的言论。社会需要公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更加需要公正。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依据，是社会实现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公众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只有遵循公正的规则，社会的各个阶层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续的整合与合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提升公正程度的努力。这是理解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立足点所在，而不是用“杀富济贫”来说事。离开了公正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
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经济学教授厉以宁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
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相信没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劫富济贫”对社会有害无益。且不说“劫富济贫”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根本行不通，即便是暂时做到了，其结果也只能是图一时之痛快，济一时之贫，而终将贻误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道理很简单，“劫富济贫”的心理观念必将导致平均主义的重新抬头，为另一种剥夺：即剥夺能力强、贡献大的社会成员提供了借口，抑制了社会发展的活力，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长期贫困。但是征收遗产税、个人所得税就是在“杀富”吗？如果说个人所得税是“杀富”的话，那我国还有什么人没有被“杀”呢？有多少人没有交过个人所得税呢？实行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就是要把最富的人拉成为“中产阶级”吗？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话语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公众比较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和遗产税征收问题，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要“杀富”？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关注这两个问题和“杀富”有密切的关系，要不然厉以宁先生也不会得出如果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实行遗产税就是“杀富”，就会造成“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的结论来。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只有提倡“增富减贫”，才能走出“劫富济贫”和“劫贫济富”的困境。一个社会只有做到“增富减贫”，才能实现富裕群体利益增益与弱势群体处境改善的同步化。现在弱势群体进一步弱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公众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和遗产税征收问题无非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向往，根本谈不上什么“杀富”，更与把最富有的人拉到中产阶级无关。
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调剂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政府通过税收可以获得必要的公益性的资金，用以维持生活处境不利的社会成员，如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生计和用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这种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一定就是“杀富”吗？笔者觉得，这种税收尽管从形式上看带有某种“削高”的色彩，但实际上具有公正的性质。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种做法具有双赢的效果。首先，高收入者对于社会应当做出特别的贡献。其次，从消费的边际效应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满足状况来看，于高收入者相对多征收所得税，对其基本的实际生活状态不会产生多少不利的影响。最后，从代际公正的角度来看，也具有合理的意义。代际之间社会财富的“完整传递”，具有不公正的意义。“过富”不应超过一代，“过穷”也不应超过一代。高收入者在财富方面的“代际遗传”将会造成社会不间断的不公正现象。
我们必须分清什么是“劫富济贫”，什么是“劫贫济富”，不要以为一讨论税收问题就是要“劫富济贫”，知名经济学家更要慎重对待自己的言论。社会需要公正，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更加需要公正。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依据，是社会实现安全运行的必要条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公众对社会公正的向往。只有遵循公正的规则，社会的各个阶层才能实现良性的互动，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续的整合与合作。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提升公正程度的努力。这是理解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立足点所在，而不是用“杀富济贫”来说事。离开了公正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问题的。